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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聊城 南下之后,聊城干部都去了哪儿?

  红色聊城稿件

  南下篇

  “我们到新区去,彻底解放全中国,响应党的号召,绝不辜负党的培养教育,一定要完成任务。我们这次南下与过去是不同的。全中国要彻底解放,随着几百万大军浩浩荡荡南下是我们20余年来所没有的……”

  1949年3月5日,菏泽晁八寨。面对在此整编、学习、集训的3000多名冀鲁豫边区南下干部,南下干部支队政委徐运北发表了这样的讲话。当年的讲话提纲,就收录在去年出版的《徐运北文集》里。

  前方是二野五兵团剑锋所指所向披靡,后方是广大南下干部们准备接管政权建设新城市的满怀豪情。的确,就像徐运北所说,随着几百万大军浩浩荡荡南下,是大家20余年来所没有的。

  这3000多名南下干部都来自鲁西北,其中的大部分,来自聊城。

  虽然这是从鲁西北出发的最大规模的一支干部南下队伍。不过,这绝非聊城第一次派出南下干部。

  实际上,早在1946年刘邓大军渡河前的内线作战中,已经有聊城干部踏上南下的征程。从那时起,仅成规模的南下干部队伍,就有三批3000多人,他们跟随大军南下贡献青春,更有人付出年轻的生命。

  南下·路线图

  南下之后,聊城干部都去哪儿了?

  统计显示,在贵州工作的人数最多,不少高唐人去了湖南桃源

  记者 赵宗锋

  南下之后,聊城干部都去哪儿了?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行进路线图。

  挺进大别山

  他们率先南下开辟新战场

  “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战场不断扩大,解放区不断增加,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开辟新区工作。”9月5日上午,市老促会宣传部部长王新忠告诉聊城晚报记者,根据中共中央和上级批示,从1947年6月刘邓大军渡河至1948年秋冬,鲁西北解放区先后有两批干部南下。

  1947年8月下旬,刘邓大军跨过陇海路挺进大别山,并开辟了江汉、桐柏两大解放区。中共中央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从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抽调大批干部南下,配合刘邓大军开辟新的战场。

  根据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晋冀鲁豫组成南下干部支队,冀鲁豫六地委的干部编为支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茌平人梁久让任中队长,孟筱澎为指导员,傅毅远为中队副队长,下分4个班,共计50余人。王新忠说,六地委的干部,几乎全都是聊城人。

  六地委被抽调南下干部7月份在阳谷集中训练,8月底从阳谷骆驼巷出发,在寿张孙口渡河,途经山东、河南、安微、湖北4省,经过31个州县,历时3个多月,行程3500里,于12月中旬到达江汉区鄂中分区的京山县。

  同时,冀南一地委根据上级指示,也抽调了大批干部随刘邓大军南下。初经邯郸、威县、大名到达阳谷。此后,从寿张县孙口深夜渡过黄河,经开封越过陇海铁路,涉过黄泛区、大沙河、漯河、淮河,到达鄂豫区的潢川、固始、商城,进入大别山,冀南一地委的干部主要分配到安徽金寨县。

  辗转渡黄河

  他们为新区开辟增加生力军

  1947年秋,为开辟中原地区准备干部队伍,也为大别山根据地增援干部力量,鲁西北解放区再次组织了大批干部渡河南下。

  冀南一地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按照配备一个地委和若干县委领导班子的需要,从所属各县抽调600余人,组成南下干部队。干部队由冠县人王志浩带领,县以上领导干部有莘县人杨立功等数十名。干部队于12月在冀南曲周进行正规整训,重点进行了新区土改整党、统战政策、政权建设等方面的学习。

  1948年3月,干部队从曲周县出发,拟从开封一线渡河奔赴中原。在干部队抵达开封前,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人民解放军暂时放弃开封,开封复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于是干部队又辗转数日折回邯郸,后经武安、涉县、黎城、高平、晋城,从孟津过黄河,于7月到达桐柏区党委。当时桐柏区党委正在部署以反霸双减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正急需大批干部。这批干部的到达为桐柏新区的开辟增加了一支生力军。

  1947年9月,冀鲁豫区党委也抽调千余名干部组成第二批南下干部支队,随十一纵南下大别山。冀鲁豫六地委根据上级部署,从所属茌平、博平、东阿、聊阳、徐翼、筑先、齐禹、河西等8县抽调200余名干部。干部队经过集中整训后,于1948年春到达豫皖苏地区。这时因大别山根据地的情况发生变化,遂将这批干部分配到淮河以北的阜阳地区工作。

  奔赴赣东北

  他们建立了县区乡三级政权

  1948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军队向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有5千万至1亿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华北局于1948年10月29月作出决定,要求各区党委将所抽调干部组成从区委到区党委一整套完整的领导班子,整体调出。

  1949年1月,鲁西北解放区动员发动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正式开始。2月中旬完成了组织发动工作。

  王新忠说,冀鲁豫区抽调干部3960名,勤杂、通讯人员1330名,共计5290名,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冀鲁豫区参谋长傅家选任司令员,区党委副书记徐运北任政治委员,秘书长万里任参谋长,宣传部长申云浦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组织部长郭超任政治部副主任,陆耀海任供给部长。

  由此,从聊城派出的最大规模的干部南下队伍,踏上了征程。

  南下支队于3月初在菏泽晁八寨一带进行了近1个月的整编、学习、集训。冀鲁豫六地委600余人组成了南下支队第六大队,大队下辖6个中队。六大队经过集中整训和对干部重新考察后,留下个别体弱有病的干部,675人的南下大队(其中妇女干部80人)于1949年3月31日开始了南下的征程。

  南下支队紧随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分别于1949年4月25日前后由安庆渡江,奔赴赣东北地区接管政权、开展工作。成立了赣东北区党委(书记苏振华,第一副书记徐运北)、行署(主任黄光)、军区(司令员肖元礼、政委徐运北、副司令员傅家选)。

  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设在上饶。六大队于1949年5月中下旬,先后到达江西省贵溪地区所属的贵溪、弋阳、余江、进贤、东乡、金溪、资溪、临川等县及临川市,不久建立了贵溪地委、行署,并很快接管了贵溪地区及所属各县市,建立了县、区、乡三级政权。

  向贵州进发

  西进支队扩容到9000多人

  1949年7月中旬,二野前委在南京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央指示二野进军西南,赣东北区党委及其所属由冀鲁豫边区南下到赣东北区的全体干部和勤杂人员,随五兵团西进,成立贵州省委,接管贵州。原赣东北区交江西省委接管。

  1949年9月初,赣东北区党委所辖各地、县、区、乡(从冀鲁豫边区南下的)全体工作人员在上绕集中。当年9月中旬,组成西进支队。

  王新忠说,此时的西进支队大大扩容了。包括冀鲁豫边区南下人员、赣东北区党委所属干校部分学员、江西地下党部分同志和江西解放后参加工作自愿西进的知识分子等,共9331人。

  西进支队于1949年9月25日至28日,从江西上饶出发,踏上西进贵州的征程。当年11月,贵州大部分地区相继获得解放。西进支队干部分别赴分配的地市进行建政、接管工作。冀鲁豫六地委南下干部所组建的贵溪地委组成的西进大队于当年11月中旬接管了贵州省镇远地区的镇远、黄平、炉山等12县,建立了从地区到县、区、乡的各级领导班子。

  目标是常德

  桃源县成高唐南下干部第二故乡

  1949年3月初,冀鲁豫南下干部集中整训的同时,冀南区的南下干部在区委所在地威县城西方家营一带农村集中整编训练。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冀南区党委组织了冀南南下支队,下辖6个大队,每个大队辖5个中队。隶属二地委的高唐县南下干部71人、勤杂人员16人随同冀南第六大队南下。

  冀南一地委和高唐南下干部在威县方家营进行学习整训后,于4月3日以大队为单位,徒步开进,4月15日到达开封。起初,冀南南下干部按照华北局的指示到南京、上海、杭州、芜湖一带进行新区的接管工作,由于形势的发展,中南局决定冀南南下支队原区党委架子撤销,南下区党委书记王任重、秘书长韩宁夫、宣传部长高元贵3人带五大队(冀南五地委干部组成)和支队部的部分干部、服务人员到湖北省工作,其余由区党委组织部长郭森率领到湖南新区工作。

  1949年8月14日,冀南一地委及高唐县的南下干部到达湖南益阳地区,建立了以冀南一地委干部为基础的益阳地委,地委书记为周惠(原冀南二地委书记)。另外,由县委书记刘洪源、县长崔强带领冠县、莘县、丘县的干部150余人到湘乡县;县委书记李瑞山、县长张继元带领元朝县、馆陶县的干部150余人到宁乡;地委委员、县委书记李哲、县长侯鸿业带领临清、清平县的干部140余人到沅江县;高唐县南下干部70余人,由县委书记卢青云带领去常德地区桃源县;县委书记王俊臣、县长曾广成带领的堂邑及清平、馆陶县的部分干部150余人到安化县,县委书记梁向明、县长刘亚南带领的临清市部分干部和河北省大名县的干部到汉寿县进行接管工作。

  市老促会副会长刘如峰表示,从近年的调查统计来看,当年南下干部后来在贵州工作的人数最多;其次是湖南,再次是四川,然后是湖北和云南。

  南下·有作为

  南下之后,他们都干了什么?

  记者 赵宗锋

  干部南下,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聊城市老促会宣传部部长王新忠说,和北上的干部差不多,南下干部的主要任务也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开展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征粮征款、支援前线、建立政权、扩大革命武装等。当然,在贵州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执行少数民族政策、做统战工作也是主要的工作任务。

  粮食问题是重中之重

  谈到南下干部当年的工作,王新忠说,干部南下行进途中,往往是还未到一地,就已经搭建好了各级的领导班子,这也是为了抵达之后更好地开展工作。

  在诸多工作中,王新忠着重提到的配合主力部队前进所必需的后勤供应,包括征粮征款等工作。

  王新忠说,大军不断向前推进,粮食问题就是军需大问题,征粮工作就是重中之重。

  在徐运北当年的一篇讲话稿《对赣东北四个月工作的几点意见》中,这样写到:“渡江后,四、五兵团20多万人于我区修整……据不完全统计,5、6、7三个月内,我区供应部队23万人,战马13500匹,开支食米32620000斤,马料米5149750斤。不但保证了粮草供应,而且整顿了交通建设,有力支援了部队前进。”

  他为剿匪付出年轻生命

  其中更有不少南下干部,在剿匪等工作中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1950年8月,徐运北在贵州省第一届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尤其显著的是最近几个月中剿匪的胜利,自1月份至7月10日,大小战斗2225次,毙伤匪15888名,俘匪27124名,投降23326名……使工作从被动到主动。”

  这当中,不能不提临清人王富海。王富海原名周志光,临清市先锋办事处小屯村人。南下之前,王富海是博平县委书记。南下之后,他是中共镇远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

  1950年,黄平县(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辖县)各地土匪在国民党潜伏特务的操纵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暴乱活动,时局十分紧张。王富海受地委的委托,前往黄平整顿干部的思想,开展对敌斗争。得知旧州片区剿匪工作严峻,他不顾安危,决定亲自前往旧州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为了保护王富海的安全,县保卫队派三班和五班共23人护送,加上王富海及其警卫员吴瑞春、县委警卫员徐德运总共26人,配备两挺机关枪、两匹马。但不幸的是,电话被窃听。众人走到一处名为梨树坳的地方时发现敌情。小分队刚上坡,山上便枪声骤起,退路被密集的火力封锁。几百土匪占据制高点,居高临下,王富海腹背受敌,仍然镇定地指挥战斗,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8岁。此战共有王富海等16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晚,旧州区委将殉难烈士的遗体运到旧州南门安葬。县里举行了追悼会,号召向王富海学习。最初也是为了纪念他们,1950年开始在旧州镇城北十字街北侧原东狱庙处建设了旧州革命烈士陵园。

  王新忠说,就在前两年,还专门举行了关于王富海的纪念活动。 可以说,在接管政权、开展新区的工作中,南下干部们克服了情况复杂、斗争激烈、人地两生、生活不习惯等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艰巨任务。

  这一点,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依然得到高度评价。

  王新忠说,2012年,因为编纂《徐运北文集》的事情,他和同事去贵州当地查找资料,谈到当年的南下干部时,当地人依然感情很深。

  □新闻延伸

  聊城有4085名干部南下北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聊城革命老区多次抽调干部南下北上。那么,聊城到底有多少人因此离开家乡呢?

  聊城市老促会宣传部部长王新忠说,之前的粗略统计显示,聊城先后抽调3400余名干部支援新区建设。不过,去年进行的革命老区总体调研情况显示,有4085名聊城干部南下北上。之所以出现和之前相比人数增多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这次的统计调查更为细致,另一方面是因为,之前随队出发的一些通讯员等勤杂人员,通过努力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此后获得了干部身份。记者 赵宗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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